明朝天顺元年状元黎淳中举前，曾和少年时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在华容县龙秀山圆觉寺读书学习，后人遂称其地为龙峰书院。
        先说圆觉寺。
        现在龙秀山的西北山坡下，是百多亩面积的龙秀水库，碧清的水面上经常嬉戏着千百只的大鸭群。水库前身是杨黎氏族产黎家大堰。
        水库过去二三十米的村级公路南边，有位于原龙秀村八组的杨黎氏祖屋遗址，现已垦为良田，面积约有一亩大小，地势较高。据杨黎氏后人说，祖屋就是黎淳出生的老屋，但最初建于何时，最后废于何时，已无人知道。 
　　与黎淳关系较大的圆觉寺始建于宋代（据乾隆《华容县志》），在祖屋西北方向600米左右的花砖头山东南麓偏下处的老虎笼（地名），现在只剩下遗址寺山坪。对面隔水而立的小山名叫老虎岩。寺山坪前峡谷已于1965年筑坝蓄水，水坝把老虎笼和老虎岩联接起来了。离坝二十米左右、高出坝面十几米处就是圆觉寺遗址。因荆棘封路，杂树密布，不能近前观察。据黎淳之弟黎沧的“安”字辈后裔黎忠池先生（1944年出生）介绍，当年筑坝时曾在坝的南端挖出一个黄铜香炉，上面有楷书“广佛圆觉寺”五字和仙鹤图案，通炉七八十厘米高，四五十斤重。当时卖到供销社收购门市部，生产队得钱60元，拿出3元奖励挖出香炉的公社社员张春林、张松柏、张金泉父子三人。
        圆觉寺旧址面向正东，据介绍，大约二三亩面积，有三四级，上面还有屋基石礅、条石等遗物。修水库时，遗址下面的田中还挖出了十几根规则地安放在地下的暗红色陶管，管粗直径20厘米左右，七八十厘米长短，现在水底还有遗存。估计是圆觉寺的地下水管。后来圆觉寺衰败，其原因不明。民间传说是因为“虎灾”：当时圆觉寺香火鼎盛，僧众众多，不知从哪天起，每天早晨寺里少一个僧人，一连发生多起。最后发现是被老虎吃了，于是僧人四散，圆觉寺就衰败下来了。
        黎忠池先生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寺里有和尚不守清规，僧房里藏了良家妇女，坏了寺庙声誉，于是就迁建了新圆觉寺。
        新寺建在离黎家祖屋遗址西北方向300米处矮小的蜈蚣山（即飞天蜈蚣，又称寺山）上，只是规模小多了。他说，1955年前，寺庙尚存，庙前建有四五米宽的门楼，横着三大间，三进，约20多米深，中间一进是天井，底进供奉篾胎泥塑比人还高的佛像，上面涂有黑漆。左右为僧房。新圆觉寺现存遗址大约有200多平米，已是村民菜园，仅见一块上面刻有莲花瓣的花岗岩房屋建筑构件。土砖砌的篱笆中，杂着一些看上去有了一些年头的大青砖。后面还有两眼水井，相隔十余米。村人传说，原来这里长有两根巨大的古杉，是蜈蚣的两须，而泉井是其两只眼睛。
        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的孙斯亿留有《圆觉寺》一诗，写道：

        根据诗中“石峰峙天险，古寺依山麓。四朝悲劫灰，百代供游目”等语，可知圆觉寺在明朝后期还没有迁下老虎岩，更不用说黎淳生活的时代了，只是当时香火似乎并不鼎盛。我们估计，黎淳的父亲黎斌当年出家的寺院就是圆觉寺。杨黎一家对圆觉寺一直抱有深厚的情感，据杨黎族谱卷二“墓产”载，还施予寺中“佛地一所，陆地大小十号，柴山一段，上至山顶，下齐山脚，左右至分水为界，载粮六升”。
        黎淳从正统十二年（1447）进学到景泰五年（1454）的八年中，应当参加了两次乡试，但均落第。大约在景泰五年前的某一年，黎淳便到幽静的龙峰书院“闭关修炼”去了。
        再说龙峰书院。
        一说起书院，就往往让人想到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书院”有两类。其一，最早出现在唐朝的地方教育组织，发展于宋代。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岳麓书院就是。其二，一间或一栋用来藏书或读书的房子，如华容陈伯良读书处泮东书院、程万里读书处柳塘书院等。龙峰书院属于第二类，就是黎淳、刘大夏“读书处”。
        第一次出现“龙峰书院”的志书是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其卷五《书院》载：“龙峰书院，在圆觉寺畔，状元黎文僖公、司马刘忠宣公读书之所。”此后，“书屋”、“书院”、“读书处”（有些虽未出现“读书处”字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在史籍中交错出现：
        万历四十年（1612）《华容县志·山水》载：自驿道而东十里，其（龙秀山）中有圆觉寺……寺之前有龙峰书屋，黎（淳）、刘（大夏）二公读书处。
        万历年间曾任抚州知府等职的刘大夏族孙刘世节在所著《刘忠宣公年谱》中说，刘大夏景泰五年从黎淳在圆觉寺读书，同处二载。
        万历进士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殿左施帐》载：“黎文僖公淳、刘忠宣公大夏，少肄业（学习）于华容县之圆觉寺。”
        乾隆《华容县志·建制志》：“龙峰书屋，在龙秀山北圆觉寺，黎、刘二公读书处。”其《人物志下·释》中讲了一个黎淳和刘大夏在圆觉寺读书的故事。其《艺文志》中两篇文章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黎、刘二公读书的地方就是圆觉寺。一是乾隆二十三年县令狄兰标撰《新建沱江书院记》：“……二公（黎淳、刘大夏）微时（没有发达时），尝习业于圆觉寺中……仰叩空门，分佛灯之焰，呫哔晨昏，与梵音相杂……”二是县志参校廪膳生员李大鹏撰《狄明府新建沱江书院记》：“……昔刘忠宣读书寺舍，不饰边幅……”
        光绪八年《华容县志》卷五“书院”条载：龙峰书院，在华容县圆觉寺旁，黎淳、刘大夏读书处。并注来源于《一统志》。其《志余》中说得更清楚：“……黎文僖、刘忠宣二公至，假馆焉。”“假馆焉”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圆觉寺借读书用的房子或借房子读书。
        和黎淳他们一起学习的应该还有其兄黎浚和堂侄民政（堂兄黎清之子）。黎浚可能来的时间不定。《杨黎族谱》载：“子浚，性敏博古，庄重寡言，以文行著，弟文僖公暨忠宣刘公皆出门下，识者咸以公辅器之。惜早世，未竟售。楚志列文学。所著集若干卷未传于世，惟八景诗与刘、董诸公唱和，至今脍炙人口。”李东阳所作黎淳行状中言“与兄资深相师友”，意即一起学习，互为师友，没有学生老师之分。兄弟都是聪慧之人，年龄只相差两岁，从小一起学习，互相启发，应为常态。刘大夏后来进寺学习，因年纪小一大截，且未进学，又是妻舅（黎俊为刘大夏姐夫），黎浚开始指点一二，这种情况也应该存在。但言“弟文僖公暨忠宣刘公皆出门下”，只是惋惜黎浚早世，突出他的学问而已。黎民政应该和刘大夏一样，规规矩矩向黎淳学习举艺。成化十四年黎淳在挽谢一夔之子谢纲的诗题中称民政为“教成侄”，可知。
        我们从孙斯亿《圆觉寺》一诗，可以了解到当年有点破落的圆觉寺风景奇秀，环境清幽，是一个让人静心读书的好地方。
        黎淳和刘大夏在圆觉寺读书的故事，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殿左施帐》与乾隆光绪县志都有过记载，情节大同小异，但读起来很温馨，也让人对古人有种怀想之情。现在把它适当综合，分享给大家。
         圆觉寺和尚大镜晚上做了一个梦，发现殿左挂了绣着金龙的帷帐，帐子中间端坐着两位身着庄严礼冠服饰的神人。等到天亮，恰好黎淳和刘大夏二人到来借空房读书，准备乡试。大镜一看，觉得他们很像昨晚梦中的两个神人。大镜非常敬重读书人，时常坐得远远的看他们读书到深夜，每晚送茶送粥作夜宵。还经常鼓励他们用功学习。刘大夏少年心性，有时难免懈怠，一天晚上多玩了一会，第二天清早，大镜把刘大夏的书籍笔砚收进书箱，赶他回家。大夏非常惭愧，连忙承认错误，向他道歉，大镜才收了怒容放他进庙学习。在他们应试之前，大镜设酒为他们饯行。席间，他开玩笑说：“祝你们努力学习，获取富贵，到时可不要忘记了我啊！”后来两人先后通过科举出仕，没有忘记旧情，要他去他们任职的地方去玩，并送钱给他。大镜非常生气地拒绝了，说：“我当初善待他们，难道是为了今日的报答吗？当日只不过用一句玩笑话激励他们罢了。”
        综上可知，黎淳读书的地方，就是当时圆觉寺里的一间空房子。黎淳和刘大夏成名后，圆觉寺黎、刘读书处便由“书屋”上升到了“书院”，成为了值得华容人，尤其是华容读书人骄傲的一处“胜迹”。乾隆二十七年，湖南提督学政（主管全省科考和教育工作）李绶下来巡视时，还为龙峰书院旧址题了匾额，后来由掌管沱江书院的知县宗霈（嘉庆十六至二十年任）移至书院讲堂（教室）门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