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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乘湘军南下永州追敌入桂，长沙城防空虚的有利时机，在湘赣边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人民的直接支援下，于7月27日一举攻占长沙。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唯一一次攻占的省会城市。随后，在长沙成立了中国首个省级红色政权——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一打长沙”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政治和战略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苏联《真理报》评价这次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胜利。1930年8月5日，敌集中兵力向长沙反扑，敌众我寡，红军于次日撤出长沙。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合组红军第一方面军，并召开了第一次总前委会议，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9月1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红一方面军总攻长沙的命令。此时，敌固守城池不出，并大量增兵长沙。红军久攻不克，损失较大，9月14日，总前委决定撤出阵地，放弃围攻长沙。 1930年7月至9月，红军先后两次攻打长沙。中共修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坚决执行中共湘赣边特委、湘赣边工农暴动委员会的命令，配合、支援红军攻打长沙。修水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湖岭 一 修水，位于湘鄂赣三省边陲，是秋收起义策源地之一和率先爆发地。1928年10月和1929年3月，湘（鄂）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党委两次在修水台庄召开重要会议（史称“台庄会议”）；1930年6月，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其时，修水先后建立了7个区63个乡（包括马坳、渣津两个市镇）苏维埃政府，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修水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成为湘鄂赣苏区的坚强阵地。 1930年7月初，湘赣边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发出《为实现湖南总暴动敬告全湘民众书》：“本会当此领导数百万健儿入湘，我一切工农劳苦群众，自应团结一致响应，以达到目前夺取长沙会师武汉的最低限度的任务。”正式提出夺取长沙会师武汉的任务。 1930年7月20日，湘赣边工农暴动委员会发出第三号紧急通知：“红三军团已决定最近配合境内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夺取长沙。兹根据三军团前委会议决定边境各县挑选精壮实际参加战争之工农数量，则为平江二千名，浏阳一万名，修水四千名，铜鼓一千名，限日内准备动员集中，随来出发。”按照通知精神，分配修水“挑选身体精壮，作战勇敢，有战斗经验的4000人员，于7月22日到达平江县城集中待命。” 湖岭 随后，PY（湘赣）特委发出第四号紧急通知《一一关于夺取长沙省政权，实行边境第二次总暴动的布置》，着重指出：一是各苏参加作战群众数目：浏阳一万人，平江五千人，修水二千人，铜鼓一千人。动员群众数目：平江四十万人，浏阳四十万人，修水廿一万人，铜鼓一万人。二是成立湘鄂赣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并以赖汝樵为总指挥，钟期光为秘书，平江、浏阳、修水、铜鼓、通城为第一至五路赤卫军。三是修水务必夺取县政权，努力打通县南交通路线。 修水县委接到PY特委、湘赣边暴委紧急通知后，迅速响应，进行紧张的备战动员，成立了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樊生发任总指挥，县苏赤卫委员会主席杨克勤、文化委员会主席吴天骥为副总指挥的第三路赤卫军指挥部。接连发出县委第二十四号、二十五号紧急通知，督促各区土地分配，强调“红军士兵家属须各乡苏特别优待；凡反抗土地革命者，以反革命论其罪。”决定召开党的紧急会议“讨论暴动的布置和计划”，策应PY特委“修水务即速夺取县政权，打通县南交通路线”的命令，以配合红军攻打长沙。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怎样挑选到这么多符合条件的人员？樊生发和杨克勤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决定：各个乡的赤卫队的模范大队，少年先锋队模范排，于21日凌晨到朱陂厂集中编队。这批早经挑选审查，政治和身体条件合格的队员作为第一梯队，由樊生发、杨克勤带领，日夜兼程，按指令的时间到达平江县城，在天岳书院参加纪念平江起义二周年暨攻打长沙誓师大会。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誓师大会后，樊生发当即与红三军团领导取得联系，这批精壮的武装力量编入红三军团的行列。随后，湘鄂赣边独立师和平江、修水、铜鼓等县边境地方武装，编为红十六军，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提议下，吴天骥被任命为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刚组建的红十六军归入红三军团，加入到攻打长沙的作战中。初期在这支部队中担任师、团职干部的修水人有，军政治部政治教导主任丁凡、第七师政治部主任王师圣、七师一团政委吴海贤等。 遵照PY特委第四号紧急通知，修水县苏在两天时间内，又迅速组织了2万1千人编为第三路赤卫军，再次在朱陂厂集结。包括先期到达平江的4千人，参战人数达到2万5千人，其中，女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超过2千余人。樊生发接到命令后，迅速从平江转回修水，接上开赴长沙前线的万人大军。这支紧急情况下仓促组建的大军，大部分队员是“只握过锄头柄”的农民，没有经过实战训练，且作风纪律相对涣散，随意性强。 樊生发、杨克勤及时会同各个区委、区苏负责人，抓紧做好思想工作，决定将队伍以区为支队，乡为大队，分别编为赤卫军、纠察队、担架队、运输队，并作出任务分工：一是担负沿途的警戒，防止敌人骚扰，为部队押解俘虏到后方看管；二是组织担架队到前沿阵地抢救伤员到后方治序；三是将大批队员组成运输队，将作战物资迅速运往前线，将战利品从前线运回平浏苏区；四是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待长沙城攻破后，协助部队搜寻暗藏的反动分子。这样分工明确，避免乱兵上阵。 本文来自修水网 在“两打长沙”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修水支前大军押解700多俘虏到苏区后方，抢救500多名伤员下火线，运送10万多吨物资。特别是攻下长沙后，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军用物资及食盐、布匹、药品等紧俏物品运到了苏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时，县委、县苏在武装力量大部奔赴长沙的情况下，尽管条件不成熟，仍坚决贯彻PY特委“夺取县政权，打通县南交通路线”的命令，于9月3日组织游击队、赤卫队600多人，分两路向修水县城出击牵制敌人，滞阻敌军由南向北经修水往长沙增兵。由于准备不充分，力量薄弱，这次出击县城行动，游击队和赤卫队遭受了不少伤亡。但修水苏区军民始终一个声音，“支援红军打长沙，值得！” 陈秋光，修水县东港乡水车湾人，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湘赣边暴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为支援夺取长沙的战斗而日夜操劳，亲临前线，就地解决问题。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仅短短的四天时间内就动员了平浏修铜四县10万赤卫军和数十万工农群众参加战斗。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人民的直接援助下，红三军团“一打长沙”顺利攻下长沙城，随后，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 红三军团撤退长沙后，新生的湖南省苏维埃政府随军转移，先后驻浏阳东门锦绶堂、平江长寿街湘高大屋，修水上衫宫选大屋。1931年9月，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衫召开，选举产生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上衫成为湘鄂赣苏区的最早首府和政治中心。修水苏区在湘鄂赣苏区中发挥了承东启西的作用，其战略地位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成为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区域。 湖岭 二 “彭滕势力盛，攻进长沙城！”“去长沙出发，苏维埃政府一声号召，呜呼发喊打长沙！”“打长沙死了几多人啰，渭滨、奕梓、洪流、方烈……都是年轻后生，多可惜啊！”岁月的年轮跨过了五十年、六十年……三区五乡（今水源乡）参加过“两打长沙”的支前队员，健在的耄耋长者，谈起“庚午年扑长沙”的老话题，仍激动难抑，仿佛重返长沙郊外的金井，又见梦中的㮾梨河，回到那炮火连天的1930年…… 7月22日清晨，一轮红日光芒四射，从东方冉冉升起。三区五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乌沙坵门口至景福殿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面面上书着“湘鄂赣边第三路赤卫军第三支队第五大队”崭新红旗迎风招展。一个个肩扛梭标、土铳，臂佩红袖章，脚穿苎麻草鞋的赤卫队员，在雄壮的军号声中，列队聚集在景福殿场地上。沿路两旁挤满了欢送亲人出征的人群，随着乡苏主席朱子昌一声令下：出发，开步走！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 这支队伍顶着炎炎烈日，马不停蹄行军300多里，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间，于25日一早到达了红三军团作战的前沿阵地长沙附近㮾梨河北岸。此时，前线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三军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追赶向长沙方向溃退的敌人。第五大队临时受命，改为救护队。按照要求，他们每四人备一副担架，做担架用的竹子不够，就近借用群众的竹床、门板代替。㮾梨河北岸是一片平坦的稻田水沼之地，无险可守，地形对我军十分不利。 周湖岭 我军猛冲猛打，敌人拼死抵抗，双方均伤亡很大。指挥部命令第五大队正午时跑步前进赶到阵地，队员们撒开脚步奔到指定地点。这时，敌我双方激战正酣，战场上硝烟弥漫，队员们冒着呼啸而过的弹雨，来回穿梭在阵地前抢救伤员，全然不顾危险。队员朱奕丁用身体保护担架上的重伤员，被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 从阵地上抬下的重伤员，如果失血过多，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止血的药品不够用，队员们把抽的黄烟丝集中起来使用，扫集路过的屋场风车上的糠灰备用，用多种土办法为伤员止血敷伤，防止化脓。这些简单的应急处理，降低了伤员流血而死的概率，也缓解了伤员的痛苦。再将危重伤员转运到上源洞湘鄂赣红军第七医院等后方医院治疗，为伤员的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 朱卫斌，本名朱渭滨，1910年3月出生于水源乡圣学屋一个殷实的小康家庭。自幼聪颖好学，考入省立学校，1928年经王铁猛、朱再尧介绍入党，是中共赣西北特别第二区委员会水源支部最早发展的党员之一。县苏维埃政府发出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号令后，朱渭滨第一个要求参加红军，被选送作为修水“第一梯队”参加了攻打长沙誓师大会，加入了红三军团，投入到攻打长沙的战斗。 湖南军阀何键闻讯，妄想堵击我军于长沙城外，急调15师危宿钟4个多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平江进攻。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率领下，挥戈直扑敌军驻地晋坑，歼灭敌一个整团。危宿钟慌忙率残部退守距长沙城65公里的金井。红8军与红5军夹击金井之敌的战斗打响后，党、团员是部队战斗的骨干力量，朱渭滨不顾危险，奋勇冲锋在前。 周湖岭 红三军团攻入长沙后，由于敌人反扑，红军从长沙撤到平江休整。8月23日，红军决定再打长沙，此时，长沙守敌早有准备，在城外布置电网，红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9月10，部队又组织了一次猛攻，“脑袋掉了碗大个巴！”朱渭滨端起枪就往前冲，一排密集的子弹扫来，当场壮烈牺牲。 红军两次鏖战长沙，冒险硬拼，特别是第二次攻打长沙，战事失利，损失惨重。仅三区五乡，就有20多名红军和赤卫队员血染沙场，创巨痛深。朱任远、朱奕喜、朱奕梓、朱奕丁、朱奕金、朱奕财、朱世明、朱世英、朱世金、朱卫斌、朱隆渠、王方烈、卢洪流、卢洪烈……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列入《修水英烈谱》，镌刻在雄伟的英烈墙上。 朱任远，红十六军宣传队长，共产党员，23岁；卢洪烈，红三军团战士，23岁；朱奕梓，红三军团传令兵，共青团员，21岁；朱奕丁，赤卫队员，20岁；朱奕金，红三军团战士，16岁；王方烈，红三军团勤务员，15岁……现有资料显示，王方烈，水源乡绣墩村人，是“两打长沙”牺牲时年龄最小的一位修水英烈。13岁加入童子团，14岁加入少先队，15岁（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当上了一名勤务员，不久在长沙战斗中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舞勺之年。 湖岭 众志成城助前线，浴血奋战夺长沙。在支援红军打长沙的日日夜夜里，三区五乡的老百姓时刻关注着前线，牵挂着亲人，心头似乎压着千斤重担。“上批送去红军队伍的同志咋样了，勇不勇敢？这次赤卫队出发带的草鞋够不够？长沙到底打下来没有？红军和赤卫队一定遇到不少困难……”大伙儿聚在景福殿前，七言八语，纷纷表示要再助打长沙的红军和赤卫队一臂之力。 乡支书朱北球和财粮委员朱玉阶等干部合计，决定给红军和赤卫队再送去一批草鞋和防暑药品。全乡会打草鞋的人一起出动，说干就干，日夜赶制了6000多双结结实实的苎麻草鞋，又从药店买来100多公斤的四味汤、六一散、大菁叶等消暑降温药品。乡亲们又七拼八凑了不少粮食，做成馒头、薯丝粑、荞麦饼等各种干粮，吃的用的穿的，七零八碎装满了十几辆独轮车和几十副箩筐。由朱北球、朱玉阶、朱心乐带着100多名强壮群众，推的推，挑的挑，昼夜兼程运往前线。 8月5日到达长沙附近时，红军和赤卫队正从长沙城内退出。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总指挥樊生发、副总指挥杨克勤见到这批难得的物资，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这又是草鞋，又是凉药，真是雪里送炭啊！”樊生发总指挥翘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三区五乡的支前工作做得好啊！” 湖岭 第二次打长沙的战斗结束后，修水县苏召开了总结庆功大会，三区五乡和该乡赤卫大队都受到了大会的表彰，被授予“支前模范乡”和“特等支前模范大队”。 三 翻开厚重的《修水英烈谱》，英烈生平简介，简短而寻常的一句：“红三军团战士，1930年在长沙作战时牺牲。”“x区x乡赤卫队员，1930年在长沙作战时牺牲。”触目皆是，震人心魄。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登记在册“两打长沙”牺牲的英烈有：红八军五师宣传部负责人周先定、红军某部大队长卢乐道、红十六军宣传队长朱任远，红三军团军需徐全发、红三军团文书朱伯元、红三军团连长刘招付等连长、排长、班长、战士共497名，苏维埃干部、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共39名，总计536名，涵盖全县20多个乡镇62个姓氏。白岭镇的沈连英和黄龙乡的何继增是他们当中两名女战士。“两打长沙”修水英烈，牺牲时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15岁，平均年龄不到24岁。 修水县是湘鄂赣苏区4个、江西省6个万名烈士县之一。全县36个乡镇，乡乡镇镇有英烈，山山水水埋忠骨。红军的故事说不尽，根据地的故事讲不完。《修水英烈谱》登记在册英烈中，有一个罕见的姓氏“僧”姓，有僧达会、僧海跃、僧海寒、僧三清、僧醒哉五位英烈。他们全部登记在白岭镇，生前是全丰镇上源村九莲寺的出家和尚。 修水网 www.xiushui.Ｎet 僧达会，俗名胡经寿，出生于太清村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苦人家，八岁时被父母送到全丰九莲寺当了和尚，法号“僧达会”。1930年“红色五月”大暴动，僧达会家分得了田地，他心中大快，认定红军是替天行道，拯救善男信女脱离苦海的仁义之师。带着师弟僧海寒、僧海跃、僧三清、僧醒哉到七区区苏要求当一名除暴安良的红军。区苏政府主席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在平江红三军团当了战士。“佛门五兄弟”都会武功，被作为战斗骨干补充到连队，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攻打长沙时杀敌立功。在“一打长沙”时，僧达会的一手少林功夫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挥舞手中的大刀，犹如猛虎下山，逢敌就杀，从金井一直杀进长沙城内，立下战功，升为班长。 年龄最小的僧醒哉，打起仗来也不含糊，在第一次打长沙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18岁。9月12日，第二次长沙战斗打响后，僧达会、僧海跃、僧海寒、僧三清又跟随所在部队投入了新的战斗。僧达会带领全班战士冲在前面，在“火牛阵”前擎着大刀，撑起竹竿越过敌人设下的高压电网，刚一落地，敌人的一排子弹扫来，壮烈牺牲。僧海寒也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僧海跃、僧三清身负重伤，在后来的作战中牺牲，留下了“五僧战长沙”的传奇佳话。 本文来自修水网 古市的包玉珍（曾任华南军区供应部部长）、大桥的樊道余（曾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干部部副部长）、全丰的杨力文（曾任山西冶金地勘公司党委书记）等修水老红军，晚年回忆起激战长沙的情景，讲述当年的故事，恍如昨日，仍激动不已。 老红军樊道余讲到刚参加红军的囧事时，清楚地记得，“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我和修、平边界的1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红三军团刚成立，新兵多，没有统一的军装。第一天到部队，兴奋得一夜未睡，直到天亮才迷糊了一会。突然，隆隆的炮声把我们惊醒，睁眼一看，敌人开始反攻了，我们这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新兵慌慌张张地不知所措。‘刚找到红军，千万别落下了’，这时，我看到一队红军在撤退，立即追上去，边跑边喊，‘我是来当红军的，你们还要不要我啊？’一个大个子红军放慢了脚步，和蔼地说：‘要，要的，快，快跟上！’我跟着这个大个子被编到了重机枪连一班。” 说起打长沙时，老红军樊道余异常兴奋，“我军到达长沙外围时，敌人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架设了电网，早做好了准备。当晚，我扛着重机枪跟着连长傅克祥到了离敌人最近的前沿阵地。因为是第一次上火线，我竟傻呼呼地站着，自以为很勇敢。‘子弹打不死你呀，快卧倒！’傅连长拍着我的肩膀吼道，我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卧倒……连长的枪打得好，我趴在他的身边当助手，帮他压子弹，一排排子弹猛烈地射向敌人。我军组织‘火牛阵’向敌人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久攻不克，敌人拼命反击并以两翼包围我军，不少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老红军樊道余的回忆，是“两打长沙”修水贡献的一段珍贵记录。 本文来自修水网 樊道余的家乡大桥镇（苏维埃时期分属二区、三区），是修水县登记在册英烈人数最多的乡镇，也是“两打长沙”修水参战人员和牺牲英烈最多的乡镇。仅二区三乡（今大桥镇黄洋坪村和余塅乡东坑村、余塅村）参战的妇女就达80人之多。全镇1180名英烈，在“两打长沙”中牺牲的达76人，是牺牲人数最多的乡镇。 紧邻平江龙门镇的余塅乡，面积仅37.1平方公里，是修水县面积最小的乡镇，全乡登记在册烈士175名，每10位英烈就有1位在“两打长沙”作战中牺牲。红军攻打长沙时，红一方面军湘鄂赣边第七医院，驻扎在该乡的上源洞村。当时，从长沙前线转运来的伤病员多达六七百人。由于医院条件差，药品、药材奇缺，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充分依靠群众，一是组织采药队进山采挖中草药；二是收购当地许多老百姓自发将采购的药材送到红军医院；三是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采购药品、药材，为红军医院在住房、设备、人员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536名“两打长沙”修水英烈主要出自与湘鄂毗邻的近20个乡镇：分布如下：大桥镇76名、全丰镇61名、东港乡54名、水源乡43名、上衫乡42名、渣津镇42名、白岭镇39名、黄龙乡33名、古市镇28名、马坳镇23名、大椿乡19名、路口乡18名、余塅乡18名、溪口镇12名、石坳乡10名、其他乡镇合计15名。按姓氏分布如下：樊姓65人、朱姓61人、吴姓54人、冷姓36人、卢姓33人、胡姓29人、周姓20人、姚姓18人、杨姓17人、丁姓16人、余姓12人、徐姓12人、陈姓10人、平姓10人、曹姓10人、王姓9人、刘姓9人、张姓8人、匡姓8人、戴姓8人、熊姓7人、沈姓7人、张姓7人、晏姓7人，其他39个姓氏共计74人。 本文来自修水网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有一段历史，风云激荡，气壮山河；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光照千秋。 修水苏区人民配合、支援红军“两打长沙”这段革命史，值得我们去挖掘、宣传和弘扬。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没有先烈的流血和牺牲，哪来的红色江山？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两打长沙”牺牲的英烈们，他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讴歌和铭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