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到校后，清华园里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遇到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都愿意向他请教，而他也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人称“活字典”、“活辞书”。就连被日本史学界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教授，对陈寅恪也是佩服有加，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陈教授复信帮白鸟解决了问题。白鸟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早在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那么，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64本，单是涉及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22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前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这两个事例一则说明他治学之勤奋，二则说明他钻研之深广，的确达到了纵横古今、贯通中外、车载斗量的程度。后来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1953年末开始，只用半年，就完成了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到1965年止他又用口述方式让助手记录完成了煌煌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四、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是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并身体力行。1902年陈寅恪就留学日本，1925年他36岁归国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国外游学断断续续近二十年，他先后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掌握了十几门外语，在归国之际，他已经是个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造诣的著名学者了。但有趣的是，他在这漫长的二十年里，却连一个起码的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一般留洋学者足以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了。陈寅恪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他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在这整个留学过程中，陈寅恪的留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寻找、要获得真才实学，以期将来发扬我国的学术文化。因此，在他的留学生涯中，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哪里有真正的知识可学，他就去哪里，学到他所要学的知识就走，决不贪恋学位和虚名。因而未取得任何文凭或学衔。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权威学者，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陈寅恪不同于流俗凡响之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令后人炫目的光芒。
   
　　陈寅恪才高而气傲，他曾写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适想赠他一笔钱，但陈寅恪拒不接受，他决意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自己的汽车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小，然而同书比起来，却微不足道——其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军占领香港时，恰好陈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给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坚决不吃日军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则一边往外拖。陈寅恪拒绝同敌人修订历史教科书。不久，日本人有意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又以40万日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哪肯为侵略者服务，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辗转逃出香港，在民族大义上坚持了独立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踌躇满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蒋介石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李世民传》，暗中为他歌功颂德。陈寅恪坚决拒绝，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陈寅恪的去留问题，始终让各方密切关注。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还是冒险飞临，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到南京后，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寅恪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学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作为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陈寅恪的声望和价值，一直注视着陈的动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又退求其次，力劝陈先到香港看看局势再说，也被拒绝。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曾对学生说：“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山当所长。当时科学院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范文澜。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