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底到１２月初，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当时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被派在会议秘书处工作。在大会期间，蒋介石对抗战建国问题多所指示，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抗战转入第二期（武汉沦陷后）以后，国家的财力、物力和兵力较之第一期要困难多少倍。我们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就是要从多方面节约财力、物力和兵力，不当用的钱不用；不当用的物资不用。”他特别强调，不当打的仗或者无把握的仗，不打。他说：“各个战区不到有利时期和有利地带，尽可能与敌避免决战。因为抗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将来还要建国；建国更需要财力、物力和兵力，三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中央抗战建国的最高决策。”

　　我当时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这番“训示”的真正含义。南岳会议之后，薛岳升任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我被调充长官部军务处长。尔后，我和薛岳多次谈到抗战问题。我认为岳阳为湘北门户，特别是城陵矶为洞庭锁钥，长在敌手，则八百里洞庭成为敌寇纵横的世界，对本战区战局前途影响甚大。因此，不止一次地向薛岳建议相机收复岳阳、临湘。薛岳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是好的，但我们更应从全局着眼，你不是听过委员长的指示吗？抗战转入第二期，对日寇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不到迫不得已时，尽可能避免决战。”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他解释说：“我们今天固然要抗战，今后更要准备建国。如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勉强向敌求战，本钱弄光了。将来拿什么去剿共，拿什么去建国呢？”薛岳这番话充分说明，蒋介石集团始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湘北几次战役就是在这种原则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驻咸宁之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鄂中、鄂北分别抽调第三、第十三两个师团主力和独立炮、工兵各一联队，集中于临湘、岳阳两地，会同原在岳阳、通城的第六、第三十三两个师团，积极准备向湘北进犯。估计其总兵力约在１０万人左右。

　　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大致如下：

　　（一）赣西支战场由罗卓英之第十九集团军负责守备，并辖有萧之楚第二十六军、孙渡第五十八军、俞济时第七十四 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刘多荃第四十九军等六个军，在赣江以西沿新喻、高安、奉新、靖安南北之线，向南昌及南浔路方面之敌采取持久防御的对策；与敌兵力约为五与一之比。

　　（二）湘北主战场以王陵基部第三十集团军辖韩全朴第七 十二、夏首勋第七十八两个军，配备在渣津、修水幕阜山区，向赣北武宁方面之敌采取机动防御。

　　以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辖杨汉域第二十军及李玉堂之第十军（系临时配属），在平江以北南江桥、九岭一带地区，向鄂南通城方面之敌进行持久防御。

　　以关麟征部第十五集团军，担任新墙河正面之防御；该部辖张耀明第五十二军、陈沛第三十七军、彭位仁第七十三 军等三个军（临时配属指挥）。新墙河防线，右起杨林街，左抵洞庭湖东岸之九马嘴，由第五十二军扼守；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之江防，由第三十七军守备；第七十三军控制在汨罗江地区，任第二道防线之守备。

　　（三）战区直辖部队为欧震第四军、李觉第七十军、张衡暂二军和新六军等四个军，控制长沙以北浏阳及粤汉路株洲以北三角地区，以备策应各个方面之作战。

　　（四）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辖五个挺进纵队（每纵队等于一个师，但装备较差），进出鄂南地区，担任敌后游击。

　　（五）洞庭湖西北岸，常德、澧县、南县、华容等县，分别由第二十集团军万福麟之五十三军、霍揆章之五十四军担任警备。

　　第九战区兵力，除第十九集团军在赣西，第二十集团军在洞庭湖西岸之七个军不计外，在湘北正面者尚有十一个军，连同五个挺进纵队和直属炮、工兵，总人数约有２０余万，超过敌人一倍多。

　　当发现敌人进攻新墙河时，薛岳在长沙长官部召集高级幕僚及直属炮、工兵指挥官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首先指定参谋长吴逸志率领长官部大部人员撤往衡阳二塘（后转至耒阳），其余留在长沙指挥所的，除我外，计有参谋处副处长赵子立、高参曾举直、炮工兵指挥官王若卿、蔡时雨以及少数参谋人员。其次，在研究作战中，当时与会人员提出了三种对策：一、应按照原定方案作战，如新墙不守，应在汨罗江之线，利用既设阵地与敌决战；二、利用纵深地带逐次抗战，依战况的推移，再视情况而定；三、将敌诱至捞刀河以南，左翼依托湘江，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薛岳在听了各方意见后，初尚踌躇，最后他说：“由于长、岳之间的交通我已彻底破坏，应该诱敌至长沙郊区，采取反包围与敌决战，但须先向委员长报告裁定后才能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薛岳对长沙的坚守是毫无决心的。

　　各战场的具体战斗经过如下：

　　（一）赣西方面

　　敌一○六师团主力，于９月１４日由赣江西岸向高安蠢动，另以一○一师团之一部约一联队，同时由南浔铁路西侧武宁方面向修水进扰。因敌系佯动，由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部、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分别遏敌于高安、修水以东地区，相持至１０月６日，敌即退回南昌及南浔铁路原地了。
　　（二）湘北方面

　　甲、新墙河北岸前哨战斗揭幕于９月１８日。当天拂晓，集结岳阳方面之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各以一个大队附炮兵一部，分向第五十二军赵公武、覃异之两师警戒阵地金龙山、斗篷山、雷公山、小乔岭、铜鼓山等地先行炮击二小时，８时许，步兵开始进犯。敌、我不断增援，相持至１９日拂晓后，金龙山、斗篷山两处阵地因比较突出，工事全被敌炮轰毁，守兵赵公武部胡春华营自战斗开始即誓死坚守阵地，已与敌相持达三昼夜。在战斗中，除７个负重伤的士兵先后退出阵地外，其余自营长以下全部与阵地共存亡，无一生还。黄昏前，阵地陷入敌手。

　　２０日晨，敌集中大部炮兵火力轰击雷公山、草鞋岭一带阵地，敌步兵亦各增至一个联队，更番猛犯，激战至２２日黄昏。守备草鞋岭阵地的覃部史思华营已伤亡过半，覃异之以电话命令史：“如无法支持，不得已时可向东靠。”史回答说：“军人没有不得已的时候。”坚守不退，以身殉职。同日晚间，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全部被敌突破。第五十二军原在北岸之张汉初师，亦同时撤回新墙河南傅家桥地区，为军预备队；新墙河北岸战斗于焉结束。

　　这次前哨战斗延续了五昼夜，敌人自此窜抵长沙城郊，费时亦不过七日，而且中间经过五道防线的阵地。这就说明，前哨战斗是认真激烈的，起了迟滞、消耗和挫伤敌人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下级官兵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惜他们的壮烈行动，在整个战役中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乙、新墙河战斗。新墙河阵地，右起杨林街，中经筻口、新河镇，左抵荣家湾洞庭湖边。

　　２２日，新墙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陷敌之后，关麟征令第三十七军除留罗奇师守备营田外，悉调至前线协同第五十二军巩固新墙南岸阵地。当晚，由于敌我调整态势，正面战斗暂趋沉寂。但集结临湘之敌第三师团之一部（约一个联队），于同日拂晓前密乘船只，协同敌洞庭湖舰队约千余人，在敌酋东藤少将指挥下，先以一部在鹿角、九马嘴两处分别强行登陆。

　　２３日午前，敌第六、第十三两师团沿新墙河岸发起全线总攻，并以主攻指向新墙镇、荣家湾之间铁道正面。当天午后，荣家湾、新河镇、杨林街三处阵地同时被敌人突破。此时，窜入洞庭湖海陆混合之敌——洞庭支队，乘新墙河南岸第十五集团军崩溃之际，经荷叶湖窜入湘江之营田附近，在飞机掩护下，于２４日拂晓分别在营田及其附近之新洲、白鱼圻等处强行登陆，与守备该地之第三十七军罗奇师发生战斗。

　　守军虽得到第七十军一个团的支援，仍未能阻止登陆之敌向汨罗江以南发展。而关麟征的第十五集团军主力在新墙南岸防线被击破后，一直向南溃退，一部竟退至株洲以南醴陵附近之线。此时，不仅经营一年以来誉为铜墙铁壁的所谓“伯陵防线”（薛岳号伯陵）在新墙河畔，全部瓦解，而且长沙方面亦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中。新墙河畔的战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中结束了。

　　丙、幕阜山、九岭方面的战斗。集结在通城、大沙坪地区担任助攻之敌第三十三师团，为着策应新墙河北敌主力第六、第十三师团之作战，于９月２１日开始蠢动。先以一部向通城以东大围地方进行所谓扫荡，同时以主力向麦市、桃树港进攻；得手后，越过幕阜山天险之天岳关，迂回杨森部第二十七集团军在九岭方面阵地之右侧背。２２日，敌之一股竟窜至渣津附近；２３日，续向龙门厂、长寿街一带窜扰。其主力亦于同日窜到南江桥东南地区。杨森部第二十军及临时归其指挥之第十军，在南江桥、龙门厂等地稍事抵抗后，即向平江及其东南献钟、永和市一带山区退却。因此，平江于２５日即陷敌手。这就是幕阜山、九岭方面战斗的概要经过。

　　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之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战斗力较杨森部之二十军更差；当２３日敌三十三师团越过幕阜山脉时，即退入九岭山区。修水方面，一时成了真空地带。

　　盯汨罗江防线的弃守。汨罗江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岳阳陷敌之后，更为湘北战场主要的防线，原由陈沛第三 十七军担任守备。２２日，新墙河前线告紧，该军除罗奇一师守备营田江防外，梁仲江、李棠两师调新墙前线，支授第五 十二军。所遗汨罗江防务，战区改派第七十军接替。但该军当时尚在长沙以东永安市及浏阳附近地区，距汨罗江畔约有１００里左右之远。２３日午后，新墙河亘九岭全线先后被敌突破后，关麟征集团军和杨森集团军除少数担任掩护及失去联络之小队，在敌人渡过新墙河时，就近退入汨罗江两岸一带山地之外；杨集团向浏阳南北山区；关集团及战区直辖之第四、暂二、新六 （该军原驻株洲以南）等军，直向株洲以南渌水之线退却。原向汨罗接防之七十军，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亦于２４日在向北前进中，转而南向醴陵方面撤退。因此，汨罗江两岸在２４日完全成为真空地带。

　　敌２５日侦知汨罗南岸之守军已向南退走，即分别由浯口、长乐、新市、汨罗渡江，调整部署后，于２６日分三路向南追击；一路，由汨罗沿铁道正面，一路，由长乐沿长、岳古大道；一路，由平江沿长平公路及以南地区直下长沙。汨罗江防线，就此落于敌手。　当敌人突破新墙河防线进逼汨罗时，薛岳决定将其指挥所南撤，放弃长沙。当时我向薛岳建议：“诱敌深入战法，不等于完全放弃要点抵抗。长沙是湖南省会，不可不守。”薛岳的回答大意是，目前的情况，新墙阵地既陷敌手，汨罗江南岸防线，由于敌水路方面的威胁，也无法稳定。如在长沙决战，现在关集团主力已受打击，王陵基所部不仅战斗力薄弱，并且还远在幕阜山区，第二十集团军尚缩在平江以东地方，赣西方面之罗集团计算不能及时赶上，只剩了第四军孤军驻入守长沙，仍然陷于被动，无补战局。为着争取主动，主宰战场，免再受制于敌，取得最后胜利，应撤到株洲以南醴陵、渌水之线。薛岳说的这些话，听来似乎有理，实际上他既缺乏作战的决心，又怕搞垮他的基本部队第四军。我为薛岳打算，在南撤途中，再一次向他提出确保长沙的建议，理由是“长官兼长湘政，似应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军远撤渌江，万一敌人窜驻长沙后，一时不再前进，旷日持久，再图恢复不易，岳阳即为前车之鉴，对战局及长官前途似均不利；第二，醴陵亘渌水一线，并无防御设施，万一敌人跟踪前来，我军喘息未定，而且此次一退数百里，各军在退却中伤亡逃散当不在少数，如再失利，势必引起中外哗然。为着争取主动，迫敌适可而止，应右翼依托浏阳大山，左翼紧靠湘江，在战略上形成反八字态势。并在捞刀河以北金井、福临铺之间留置有力之一部，给敌以不意之打击。如此行动，似较比全部撤至渌江之线为妥。”薛岳考虑之后，始下令撤往长沙、浏阳以南各军就地停止于株洲、浏阳之间，并令关麟征集团军后卫之覃师、梁师各以一部设伏于福临铺附近山地，从事敌后活动。

　　戊、敌军窜抵长沙外围的情况。２５日，敌由汨罗分路向长沙进犯，２６、２７两日先后在福临铺、金井等地受到覃、梁两师一部伏兵的袭击，前进的速度比较地减低了。但到２８日上午，敌第六师团主力经白水窜抵捞刀河以北桥头铺附近地区；第十三师团同时窜到了上杉市；第三十三师团之门协联队，在２９日上午亦窜抵永安市附近。截至２９日止，长沙城郊东北６０里左右地区，悉陷于敌。

　　但是，敌自２３日下午突破新墙河防线向南进犯，到２９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为止，为时已整整一星期；由于携带粮弹均已用尽，而后方补给由于长、岳交通破坏，全赖空投。同时，平江以东、汨罗以南，尚有未曾退去的我军小部队。因此，敌窜抵上杉市、永安市一带地区后，有所顾虑，停止前进。１０月１日，敌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认为击溃我九战区野战军之目的已达，即下令开始北撤；４日越过汨罗，７日上午全部退回岳阳、临湘、通城等地原来盘踞的老巢。

　　当敌于１０月１日开始撤退的征候传来以后，薛岳初尚怀疑，既而得到确报，即令逗留长沙及已经退到株洲、浏阳、醴陵一带之关麟征集团和战区直辖之各军，转向长沙外围推进，相机向北退之敌跟踪追击。２日上午，第十五集团军所属各军进出浏阳、永安市等地之线，战区直辖之第四军、暂二军进出黄花市、捞刀河南岸地区；３日晨，渡过捞刀河，分向平江、长乐、新市、汨罗之线“追击”前进；５日午后，进至汨罗南岸，６日渡过汨罗江。由于与敌相隔一日半行程，直至８日午始进抵新墙河南岸亘九岭之线，始终处于跟踪状态，并未发生接触。

　　其次，右翼平江以东的“追击”情况。敌第三十三师团为了掩护正面主力部队之撤退，在社港、献钟、嘉义、长寿、龙门厂等地节节进行掩护，防御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三十集团军的侧击。其侧卫曾先后在嘉义、长寿街、龙门厂与杨森部先头发生局部战斗，但仅限于小部队之接触，并未追及其主力部队。敌三十三师团亦于７日上午全部经南江桥、九岭退至通城、大沙坪一带。杨森部于８日下午进至九岭及杨林街以东之原来阵地。

　　左翼方面之敌，即洞庭支队，在一度进驻新市之冈村宁次于２日午后经汨罗、河夹塘乘浅水舰艇北窜后，原在营田登陆之敌亦仍从水路向岳阳撤走。第九战区即无水上部队，亦无法追击。

　　第一次湘北之战，敌人从９月２３日黄昏前突破新墙河防线，２８、２９日之间，先后抵达长沙郊区，１０日７日仍返回击、临地区，历时１０昼夜。包括新墙北岸之前哨线，则为１８昼夜，至此遂告结束。

　　综上所述，这次湘北战役，除前哨战中确曾发生激烈战斗外，其余各个主阵地和各个大部队，不是闻风遁逃，便是一触即溃。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九战区长官部。因其既无抗战的决心，又有个人的种种打算，不得不虚张声势，摆出抵抗的架子。首脑机关的矛盾和部队之间的派系问题，具体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上下不一致，相互不协同，张皇混乱，进退失机，予敌以可乘之机，造成部队的严重损失。在一退数百里的过程中，伤亡溃散的员兵，虽无法作出全盘精确的统计，但据我回忆所及，事后对各部队的补充，如关麟征集团军共辖１８个团即补充了６个团，彭位仁七十三军９个团补充了３个团；杨森第二十军只６个团即补充了２个团；王陵基两个军１２个团补充了３个团。总之，参加战役只１１个军共补充了４０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而所谓追击、侧击等等，言追击，则始终与敌相隔一日行程；言侧击，则从未与敌人主力接触。在敌人是“全师而退”，而我军只不过是“送客出门”。但在战役过程中以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官方如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分别在报刊大肆宣扬在新墙河南岸、汨罗江畔、福临铺附近、长沙外围等处如何血战，如何歼敌，如何侧击、追击、堵击，等等；说什么“薛长官神机妙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是“长沙大捷”。


　　战后，我曾随薛岳前往湘北各地巡视一周。据我所知，单就上杉市、福临铺、麻林桥、青山市、栗桥、高桥、金井、长乐街、新市、汨罗、营田、长寿街、龙门厂、瓮江等处而言，被日寇烧光的市镇、村庄就有２７０多个，被惨杀的民众达８０００多人，被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其中包括８岁的女孩和８３岁的老妪。又据湘阴、平江、岳阳、华容（岳阳限于新墙河以南，华容虽未经过战事，但由敌洞庭支队抢走的粮食不少）等县的报告，在此次日军进犯期间，除抢走了约５０万担粮食外，在撤退时将运不走的粮食和未收割的晚稻都放火烧掉了。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ｐ５３９—５４３，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