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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徐春林)(2)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徐春林

父亲的话,再次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开始给自己制订计划,一个人躲在教室的墙角里背单词。夜晚静静的,蟋蟀和壁虎都已熟睡了。
我感觉头昏眼花的时候,就跑到操场上的水龙头边,冷风飕飕地朝脸上扑,打开水龙头,掬起一束冷得沁人心骨的水抹在脸上,顷刻间睡意全无。
我合拢书本时,发现汪海霞的屋内还透着光,一束微光从汪海霞的屋内透过来,随即又收了回去。我好奇,这么晚她在干吗呢?我甩了甩胳膊,晃了晃脑袋,回到了寝室。
慢慢长夜,在我的坚守中变得短暂。我习惯了在夜晚读书,感觉那个夜晚就属于我一个人。
初二那年的冬天。雪累了一夜,换来早晨短暂的歇息。大地全是白色的光芒,吱呀呀的门响过后,便是惊讶的叫声,好大的雪,把门都封了。我全身滚烫着,手脚不停地踢打说着梦话。
醒来的时候,一道阳光照进了房间。我躺在病床上,蔡米糊正在向汪海霞发着脾气,说我在梦里说着英语成绩不好。汪海霞站在旁边,脸冷静得不见血色。她没有委屈,也不见愧意,感觉这一切与她无关。
随即便听到了吵闹声。过了一会儿,医生来帮我检查。说发现我的喉咙内长着个包块,建议先打几天消炎针,如果不得消退,得转到区医院去做手术。我从隔衣层里把平常节约下来的钱都掏出来,说如果打针能好就不用通知家人。汪海霞走上前来,用怀疑的眼睛警惕着我,“这是你节约下来的?”我无辜地看着她的表情。“你真是个好学生。”她的话里带着讽刺。
屁股每天打三次针,半边屁股肿,半边都打得麻木了。可咽喉不仅没有好,相反连说话都困难。医生也有些着慌了,说这病不能再拖。得转院,时间久了恐怕不好治了。我没有半点恐惧和害怕,感觉死神还离我很远呢。我不愿意去做手术,一是担心家里经济困难,二是害怕耽搁学习。这次我得感谢汪海霞,她是城里人,自然是见过世面能拿主意的,她和教育局联系,让城里派名医生来帮我做手术。
蔡米糊还在责备汪海霞,其实真跟汪海霞真没关系。城里的医生是连夜赶来的,拿着电筒让我张开嘴朝里照,检查完后说不用做手术,给我打了几瓶吊水,吃了几片药,几天后咽喉就好了。不过再三叮嘱我,近段时间尽量少发声,复发起来就难以避免手术了。汪海霞见我没事了,脸上舒展着微笑。我把她的微笑后来理解成了奖赏和包容,我还得好好感谢她。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次是汪海霞垫付的药费。
我多么恨自己,为什么英语不能考个高分?一周后,我决定打开母亲给我送来的菜,冬天里这些菜能存放很长时间,吃起来仍然很香,我感觉吃到了母亲的味道。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汪海霞的态度,甚至当别的同学说她的坏话时,我还会站出来辩驳,那些从前的声音逐渐在同学们之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对她的崇拜感依然还在,学习上便萌生出无限旺盛的欲求。
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孩子就是这样的,只要有点温暖就会改变内心。当然,汪海霞不是来收买人心的。她已经不在乎我们的议论,也许她听见了,故意装作没有听见。
又到英语课了,很多同学的英语背得支离破碎,汪海霞点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流利地把一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下来。“世木同学背得好吗?”她提高了半个声调,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感觉一阵舒爽穿过了五脏六腑,在心底蔓延,心里很是幸福。
夜晚的风异常寒冷。深夜里,汪海霞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想起了“凿壁偷光”的典故,我想“隔壁偷光”是否可以省点蜡烛钱。偷偷地站在汪海霞的窗外,借着她房内透出的光,把白天没有掌握的内容,一一过滤,还把第二天的内容一一看过,“啪”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我愣怔一下,立即清醒了过来,听见里面一声呵欠声,我才晃动着沉重而充实的大脑,蹑手蹑脚地离去。
父亲老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想只要心朝着一个地方沉下去,就一定能够见着光明。
又一次段考,成绩很快就揭晓了。我的英语成绩排名全年级第7名,这是我初中以来最好的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成绩是铁的证明。
我没有沾沾自喜。另外这样的成绩,虽然在应届生里算是不错,但远远不能和往届生比,他们各门功课几乎比我们要好得多,历年考上中专、师范的大多是他们,考不上的同学大多回母校补习。我不会有这样的复读机会,但凭我现在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学校,似乎还是天方夜谭。
怎么也没想到临时毕业的时候,上面传来消息,往届生不能参加中专、师范报考,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个福音,我们鼓掌,欢呼,要知道考上了中专或者师范,就预示着端上了铁饭碗,对于祖祖辈辈是泥腿子的人家来说,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有人欣喜有人忧,往届生垂头丧气到了极点,他们本是铆足气力,打算一显身手的,可怎么也打不开希望之门。想想他们也真够可怜,没日没夜挑灯夜战,最后只得丢弃梦想。
各科都在积极复习,连星期天都在补课。只有周六下午放半天假,争取回家拿点换洗的衣服。
这个周末原本高涨的心陡然落了下来,学校里号召同学们买一套学习资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我难过得低下头,装着很安静的样子,拿起书来读。其实我的眼睛在书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周围乱糟糟的气氛,使我烦乱的心绪四散开去,我想买的心和他们一样迫切,可是这本书要8块钱,这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我又不甘放弃。
我回到家时,母亲躺在病床上几天,屋里一片狼藉,冷锅冷灶,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她见我回来,抬起头,指着橱柜里扣着盖子的碗说,那里的面还热着,你趁热吃了吧!我饿极的肚子突然没有了食欲,眼睛一直瞪着母亲,嘴咧开着想说着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从地里回来了,已是疲倦不堪。他说这周你们都放假了,你妈病了,地里的事情忙不过来。他每天要下地劳作,还要给母亲买药,他的辛苦都写在黑瘦焦虑的脸上。“这学不上了,不如回来帮着干点事情。”我和父亲说。“啪!”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滚烫,眼前一阵昏黑。母亲的身体一半落下了床沿。这一巴掌是母亲扇过来的,一个病人,我不知道此刻哪来的气力。
往日我会风风火火地朝着学校赶,这回双腿如灌铅一样慢得移不动,每走一步,好像就离梦想远了一步。我拉了拉衣服的领子,已经是春天了,春寒料峭,冷冷的风直往衣服里钻,我的腿有些软,怎么走就是迈不开步子,一路上思索着回校怎么和老师说。
果然,当我说要退学时,学校里的老师惊讶得和藤野先生听说鲁迅弃医从文一样的表情。听说我要回去照顾母亲时,又被我的孝心感动了,但还是不停地做我思想工作,开始是蔡米糊,后来是汪海霞,包括兴柏老师。他们的话总是掏心掏肺,犹如春雨滴入干涸的心田。
那天下午,汪海霞找到我说。“这本书是我奖励给你的!”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惶恐地接过厚重的书。渐渐地感觉昏暗的天空变得明亮,甚至立即能够达成所愿。
菜花又黄了,肆意张扬地在路两边的田地里,在绿油油的麦苗映衬下,千娇百媒,如锦缎铺向远方,路两边的农民弓着腰在田里劳作,有人抬起头来轻轻地捶打着腰部,微笑着抹去额头的汗水。
已经是深夜三点了。学校里像是蚂蚁在动,整个夜晚都停歇不下来。
学校进入了紧张的备考阶段,老师们白天黑夜给我印发试卷,改习题,我们便埋头在各种习题中,没得空闲看望窗外的季节。为了黎明的这段黑暗,师生都使出浑身解数。
山村里没有神殿,如果有,我猜测很多人会躲藏在那里。说明这个过程是多么熬人,无论我们未来的样子是什么,路被迷雾罩着,有一定的危险,还是要往前跑。
倒计时只剩下最后一周了。蔡米糊给我们做动员工作,说如果你们考上中专、师范学校,说明你们幸运,我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端上了铁饭碗,万一走不了,我也替你们高兴,说明你们上了高中,三年后考上了大学,这样比中专的档次更高一些。
他的话,有阿Q的味道。但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很多预想升学无望的同学,现在像是在世界末日看到了曙光。蔡米糊的话音刚落,一个矮个头的学生慢慢地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朝教室外走去,屋顶上有水溅落在她的身上,可她似乎不在意。她走到操场上,望了望远端,望了望外面的雨和侵入房间地面的野草,身体僵硬地走出了校门。
她没有资格报考中专和师范,更没有准备上高中,只好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开始填报志愿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所医学中专。其实,我没有探究过鲁迅去日本学医的原因,也没有他兼济苍生的大志,我只希望多救治些乡村病人,包括我的母亲。母亲常年患病和病魔做斗争,让我惶恐不安,我得让她尽快好起来。
中考成绩出来了,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回去告诉父亲时,他还在地里没有回来,村里的学校撤销了,他在家等着上面的安排,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干着农活。母亲多日没有出门,听说我的通知书来了,她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让我扶着到外面走走。“你考上了。”她很得意,像在炫耀。
我搬来凳子让母亲坐下来,端着药一勺一勺地喂。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去了城里上学。父亲这回像是换了个人,脸上的皱纹和白发斑斑。
离别的前夜,我守着母亲,她拉着我的手说笑着,好像完成了一生的大事。
“去睡吧,父亲说。夜已经很深了。”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身材比往常矮小,像一株干草,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露珠。
我毕业后,在医院里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一些奇怪的病例。疲惫的时候,辞去了职业。应聘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撰稿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文学和医学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就像两个人跳舞,略微旋转一下,就能够彼此融合到一起。
遗憾的是,我们所待过的“上庄中学”,后来只剩寥寥无几的几名学生,最终进行了撤并。撤并后,学校就空着,一把锁锁了好几年,慢慢地整所校园里长满了茅草。那些砖瓦的房子,经历风雨的洗礼倒下了。几年之后,就连去学校的路也长着深深的茅草。渐渐地,学校就像是一座无人看管的寺庙彻底地废弃,那些读书时代的记忆随白云游荡,不知踪迹地去了别的地方。
一所乡村学校就像是道数学题,孩子们都是他们身后的添零。唯有大地自然的美才能够美化一切。
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不仅是学校归还了自然。我父亲也成了自然里的眼睛。
他在村子里时,住的是祖先留下的房屋,包括菜园都是继承祖辈的。后来,移民政策的东风吹进村子里时,说他不符合移民政策,不能享受移民待遇。那时他的户口挂到了镇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码,只是写着“集镇”,一个找不着北的地方,他不能移到城里去,也不能住在村里。移民后,我母亲把我们的旧课本都收集了起来,用箱子装着,她舍不得扔。
我和父亲商量着,今后搬到城里和我住在一起。他说,他的鼾声很大,怕影响到楼上楼下的人。他喜欢生活在村子里,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也习惯了与土地的相伴。村子里的房屋移民后就拆了下来,他想回去是万万不可能。
我回到“上庄中学”时,很多的记忆缠绕着我。站在校门处,一缕阳光从高处落下,在我的鼻尖上晃来晃去,好像那缕光是只苍鹰,非要叫醒我。我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没有冒犯它,我想,也许此刻只有它还在守着这所学校,或者是在等着我回来。我们友好地相处了段时间,“起来,起来,都起来。”上课铃声都响过几遍了,还有孩子躲在被窝里睡懒觉。
随着脚步声变弱,学校在我的思想里摇晃起来。在屋檐下挂着一个黑色的东西,上面有一大堆苍蝇,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那些东西顿时像不见了一样。随后,我看见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追赶着,到处乱晃,没人看管,很快就消失在门和窗户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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