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街上传来巨大的哀乐声，以为是幻觉，因为这种哀乐声现在只存在于殡仪馆，仿佛自己到殡仪馆了。

　　上了年纪后，最怕是两种声音，一是哭声，二是哀乐声。

　　这一刻，心绪正不安，因为我的习作，已写到主人公死亡这一节。我是感性的人，易伤感，易欢快，写作习惯也不好，常与习作里的人互动，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哭哭笑笑。我习作里的主人公死了，正忧伤着哩，所以，听到哀乐声，不觉流出泪来。因又有了进殡仪馆的幻觉，就有些惶恐了。

　　而紧接着，却是惊天动地的爆竹声，这声音，过年的时候听过好一阵子，是欢乐的，喜庆的。不知何故，有了鞭炮声，我的心情瞬间变得欢快起来，还以为又过年了。

　　我是孤独的，过半隐居生活，平时大都躲在小楼寻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地写作。我的写作是一种极至的自娱，我没有要成为作家的狂妄和欲望，只是一种情结，这情结，来自于生命里的苦难。苦难告诉我，当你回到了正常的自然平和的生命状态，你就可以自由地与你的内心对话。
写作是我与内心对话的一个方式。

　　从北京访学归来，我曾进入一个误区，试图逃避现实，躲到一个荒野之地去写作。我选择了大别山的一个废旧电站，破屋荒野，偏僻幽深，与虫蛇鸟兽为伍，在那里生活了八个月。好友朱新明专程去看望我，陪伴了我一周，目睹了那天然的生存自由，对我的选择大加赞誉。

　　而我却又重新选择了回归，选择了亲吻故乡缠绵旧情。

　　那是因为，年龄需要怀旧，陌生环境，现实与你的情感间无法产生怀旧感。

　　对于感性的人，写作更多是在怀旧中征行。

　　我的怀旧，颇有些怪异，不只是对欢欣的事才引起旧念，有些当时令人厌恶的东西，也会在旧念中产生好感。

　　就说这哀乐声，在家中耳闻这久远的哀乐声，还能牵出一段深埋的生活记忆。

　　那是1990年，我辞去宁红村主办会计职事，从宁红旅馆的地下室搬到东门，租住在夏先生家的五楼，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就在家读书写作。在写作中也有小收获，彼如，我的散文《空城有感》，就获得鸭绿江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全国散文大奖赛优秀作品奖。但我没法沉浸在获奖的幸福中，因为几乎要没有下锅米了。比起下锅米，这什么奖都狗屁不如了。

　　我很快意识到：不可让我的家人喝西北风。

　　出去工作！我对自己说。

　　但能去做什么？ 开店没有本钱，去单位做临时工不甘心，自己没有任何特长，没有任何本事。写几个文字算什么，文字是最不值钱的东西。那时的稿费，大概是两分钱一个字，相当于卖苦力的人的一滴汗。

　　一个最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因狗屁不如的文章自欺欺人。

　　我启程去南方，上了车，我一路哭泣，客车在我的哭泣声中缓缓而行。

　　这一次去外地谋生，高不成低不就，两个月后，仓皇回逃，躲在五楼等候天赐机遇送上门来。

　　当时，楼下有一个小场地，差不多成了东门人办丧事的专门场所（回想感觉那时候死人比现在多，现在若不去广告栏看讣闻，还不知城里死了人）。一个人死去，必热闹好几天，然后是盛大的出殡仪式，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大横幅开路，亡者的灵柩，孝子们的队列，鼓乐队，花圈的海洋，手里拿着小白花的长蛇阵，车头顶着大白花的车队，从东门街出口右拐，到东风餐厅往西，路过紫花墩，走铁炉巷拐往二商场，回头朝南门头走，在衙前街小歇，孝子们哭声再起，鼓乐队一鼓作气，猛然吹打一阵子……

　　我当时的年龄离死亡相对甚远，对于死亡还不至于产生怎样的恐惧，但我的内心总是那么悲伤。

　　也许是因为人会容易麻木，也许是习以为常，久了，听到为死亡者播放哀乐声，竟然觉得那美妙音乐很动听，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哼几声。

　　无独有偶，一天，听楼下邻居说，他们家三岁孩儿，对哀乐着迷，成天哼着那曲子，父母对此大为惊恐，以为这是不吉之兆。

　　后来是有了殡仪馆，禁止在街道上办丧事，东门的办丧场所不再。再后来是整治街市环境，建设文明城市，禁止在市区举行送殡的仪式，非春节期间，禁止在市区燃放鞭炮。于是，城里的小天下就相对地安静下来。

　　但对我来说，一时还不习惯，像人间缺少了东西。忽然有一天，走过那个场，不见了满地的爆竹屑，还以为东门街很久没有死过人了。

　　离家有十多年，回来看身居的这小城市，变化真的很大。变化多在意料中，如那亭立的高楼，那满街的车流，这都是必然的。城市秩序好，又是始料不及，比如没看见有人在街上打架斗殴，没有人追赶小偷。

　　突然听见哀乐声，和那久违的殡葬队伍上行游行，是意外中的意外。对于市民，也许不满意，会说些抱怨，但会包容，不会有人投诉，也不会有人发微信。

　　也许，这会给人以怀旧感，如同我。

　　又过了几日，再次听见有哀乐声在街道走过，就不再那么惊讶，也不会再触景生情，一下子回到旧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