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伯刚，江西修水人。小说家。在《收获》《当代》发表小说多部。

　　我不是个好动的人，加上自小生于僻地长于僻地，读书毕业后又回到这个偏僻的地方从事教书职业，一年到头守着身边的校园及校园里几个学生，没有任何出外的机会。起初也心安理得，想正好静下心认真读读书，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上课任务重，日夜忙碌，好不容易盼来星期天、节假日，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更加珍惜了。离县城不远，有一处风景区叫东岭，岭上自然生长着大片高耸的石林，石与石之间遍布桃树梨树，春暖花开时节山上山下游人如织。朋友多次约我骑自行车过去玩玩，我不断答应，可内心深处实在不愿轻易抛掷那整整一天时间，事到临头只能一再推却。我就这样让自己沉浸在书本之中，有那么一天无意间抬起头，心里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惶恐与迷茫。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是不是呆得太久了？我似乎把自己呆成了一粒尘埃，与整个世界隔绝了。我让整个世界遗弃了。也可能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反反复复做起同一个梦：出外，往远方。梦中有形形色色的高山、沙漠、海洋、人群，还有灯火辉煌、高楼林立，宽大得无边无际的城市。我不停地朝着城市走，可走着走着便迷失了，所有的高楼与灯火永远在迷茫的远方。焦急中醒来，全身上下每每一片冰凉。有时我给外面的朋友发一封信，或到商店买一件用物，往往也能发上半天呆。别看这封信、这件用物不起眼，它却是从远方的大城市辗转而来，或者即将辗转到远方的大城市去，坐车坐船，见足世面，而我一个十足的大活人已经活到何种程度，居然连封信、连件用物也比不上。

　　又一个暑假到了，我把桌上的书理好，连夜整理行装。那是个赤贫的时代，也是个盛行梦想与浪漫的时代。像我，多年来带着一弟一妹在身边读书，还得不时拿点钱回家交给父母，以应付日常开销，到了暑假把手头的积蓄归归拢，真正所剩无几了。可我心里一点也不在乎，或独自一人，或三两好友结伴，没日没夜颠簸在路途上。每进一家旅馆，我们会大大咧咧把旅行包朝服务台上一墩，头一句话是：“最便宜的房间多少钱？”多半时候，服务员们面露惊异之色，也有的会失声而笑。有一位朋友五十块钱出门，竟一直从江西玩到新疆，另一位朋友坐了两三天火车，身上只带了一瓶烧酒，饿了便抿一口，也从上海坐到了广州。我们睡甲板，蹲火车厕所，时不时晕得昏天黑地，却不露出半点怯意。那年海南刚刚开发，我们就似听到高空中什么律令般应约而至，睡公园、睡街心花圃、吃人才饭，卖报纸、卖走私手表、玩扑克游戏，在街头饭摊上帮人洗碗端盘子、到远郊小镇上看带色的录像、到宾馆门前看妓女如何做交易、跟踪阻止黑社会流氓打人抓人等。记得当时我私下里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像一个真正的流浪人那样沿街要一次饭。犹豫再三，终因撕不开面皮、放不下架子而作罢。还有一个朋友有些奇怪，他的旅行好像是单程的，一旦上路就回不来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好像只是行走，从一处到另一处，直到现在，一二十年过去，始终没有停下来。有时暗自思忖，觉得他是不是把自己的魂丢在了路上，现在用着一辈子的精力在寻找，看他的样子，可能永远没有找回的一天了。

　　作为浩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人的生命的确过于脆弱，过于有限，可是在这有限的生命内部，偏偏存在着一种对无限、对永恒的东西的强烈向往与要求。他渴望着不死，渴望有灵魂、有来世，渴望能在无限的时间之上延展自己。于是宗教便产生了。宗教要求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灵性要求，也是人性之中的一种本能要求。这时我们说到旅行，其意义大约同样在此，从某方面说，旅行与宗教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表达的正是人类对另一永恒形式：无限空间的向往与企望。人们每每旅行到一个地方，在他的想像中一定是实行了对这个地方的占有。“某某到此一游，”布满所有风景区的这些歪歪扭扭涂鸦，正是市井百姓对这种占有方式的一种表达。古代文人雅士的表达方式当然要风雅得多，或留字，或题诗，或干脆到石崖上留下一块大大的碑刻。他占有了，于是他便以为自己不朽了。当然，人类的灵性要求并不仅限于此，人们的旅行方式同样多种多样，他们的目光往往并不满足于脚下这片单一空间，而向着更多可能的空间、可能的维度拓进，向人性深处拓进。著名学者施蛰存有一篇文章，叫《绕室旅行记》，写的是他独坐室内所进行的一次知识性、回忆性的旅行。这是一种智性的旅行。还有更多的智者大哲，或长年枯坐于秘室之中，或隐身于寻常的勾栏瓦舍之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独自进行着只属于他一个人所有的内心旅程。在这种旅程中，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是打乱后进行重新组合、反复折叠的，自然就显得更浩瀚、更广袤，行走起来更艰险有趣、更具智性，也更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他们的旅行方向同样很明确：向深处，向暗处，向幽微处，向极限处。